如果非得形容川商的特质，也许用“果敢创新、落到实处”八个字甚为恰当。四川人以其血液中求实勤劳的性格赢得了市场的认

　　可，其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创了南方丝绸之路，推动着时代的进步，贯穿于时光河流的中轴线，成为商帮团体中耀眼的存在。

　　求实勤奋是川商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他们以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个身边的人：商人的意义，不在于贱买贵卖谋取财富，而在于脚踏实地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互助互利，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19世纪末 20 世纪初，华阳县学增生樊孔周便是在国势衰微之时立志实业救国的一代川商传奇。

　　开办二酉山房，首创免费阅读

　　19 世纪后半叶，列强入侵，国事日非，眼见此情此景，20 余岁的樊孔周由于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心生“文化救国、实业致富”的理想，果断弃学从商。同治光绪年间，尽管沿海城市的风气已经比较开化，但四川的风气仍较闭塞，偌大一个省会所在地成都，竟连一家新式书店都没有。虽然学道街的志古堂、东桂街的尚友书房较为出名，但也是老式书铺。

　　为一改社会贫弱的风气，1884 年，樊孔周与人合作在成都学道街开办了第一家出售铅印书刊的新式书店——二酉山房。

　　唐陆龟蒙有诗云：“二酉搜来秘藏书。”“二酉”乃大酉山和小酉山的并称，在今湖南沅陵县境。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一些儒生为了避祸，逃到二酉山隐居，并带去一些逃脱秦火的禁书藏匿且秘密流传。二酉山因而成为我国文化史上隐匿秘籍和禁书的代名词。樊孔周将书店取名“二酉”，令人一看就知道它的不同凡响：公然标榜出售禁书，若不是有过人的胆略，若不是对现实有满腔的激愤，又何能如此？

　　二酉山房一开张，不但有书架橱窗、新式店貌，而且陈列了《明夷待访录》《戴南山集》《扬州十日记》这些“大逆不道”的禁书，还有《天演论》《民约论》《革命军》，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书籍跨度广，内容丰富。

　　由于当时清政府迂腐无能，导致国家民不聊生，樊孔周创办二酉山房后还一直寻思如何能够利用书店提高国民政治意识。最终，樊孔周推陈出新，开创了免费阅读的先例，开设陈列书刊专柜，供新式学堂学生免费阅读。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有强烈的推进作用，同时大量青年学子的政治意识因此得以提升。这对沉寂的成都知识界，无异打了一个惊雷。

　　樊孔周开创的免费阅读先例不仅仅改变了当时人们的政治意识，同时对于图书馆的理念革新有较大影响，改变了中华千年来图书馆的运营模式，直至今天，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依然沿用着他的运营思路。

　　 牵头兴建劝业场，改变人民生活

　　1905 年，成都总商会成立，樊孔周以图书帮帮董身份介入管理商会。1908 年，四川劝业道道台周善培举荐樊孔周出任成都总商会会长助理。也是在这一年，成都集股修建劝业场，公推樊孔周为筹备负责人。为造福群众，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樊孔周制定集股章程、施工方案，并约集各界川商，以最快的时间集股 4 万两用于兴建劝业场。

　　劝业场于 1909 年 4 月 22 日建成开场，这是当年成都第一大商品集散卖场，在整个中国西南也是独树一帜，轰动全城。成都自古是商贾云集之地，劝业场的开办使成都的商业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繁华兴盛。劝业场由此成为成都近代第一个物流中心，从而使成都成为西南最大的商贸重镇。劝业场可谓古老成都走向现代的里程碑。

　　次年，劝业场更名商业场，并大量引进商家进场，提高川商的生存空间与百姓的就业率，致力于为群众做实事，将利益落到实处。

　　1909 年劝业场竣工前夕，樊孔周又筹股集资白银 3 万两，创悦来公司，自任董事长，建起了悦来电灯厂。由此，劝业场内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灯，每天黄昏时分，前后场口就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来看洋灯的人。当时成都人烧火做饭用的是柴火，点灯用的是洋油（煤油），电灯的出现让人眼睛一亮。当时用的是小型发电机，故不能满足大多数用户的要求，只能作为点缀让人观赏，普及电灯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劝业场水池建在华兴正街，场内用户得雇人去蓄水池挑水，被嘲为“人挑自来水”，但在成都也算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成都当年

　　有专门的挑水夫，虽说每一条街巷和大的院坝都有水井，但河水才是首选的好水，所以就有挑夫专门替人挑水以供应家用。特别是茶馆，如果用的不是河水是无人光顾的。鉴于用水不便，樊孔周又联合一些商界人士成立了利民自来水公司，从南门万里桥下锦江中抽水用管道输送各处。自来水的出现，使成都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

　　除此之外，为了使当时川商有足够的资金加入商业市场，樊孔周还建立了信立钱业有限公司，这是成都第一家具有银行性质的私营金融机构。樊孔周的一系列运作不仅仅为当时成都百姓创造了更完善的就业机会，还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创办出版公司，保存重要文献

　　1910 年成都文明日进，印刷业务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樊孔周便在总府街昌福馆创办了成都最早的新式印刷公司——昌福印刷公司，并将其发展成为全川首家设备完善较为先进的印刷厂。

　　昌福印刷公司规模很大，不但有铅印石印，还能自制字钉铜模，兼有套印彩色的设备，这在成都还是第一家。公司成立后，先后出版了《蜀藏》丛书、《中华法令全书》及其他社会文史书籍，对保存和传播四川文献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昌福印刷公司不仅出版书刊，它的铜版彩印也颇著名。成都大画家刘梓谦的指头画四幅——一曰剑阁天下雄，二曰离堆天下奇，三曰峨眉天下秀，四曰巫峡天下险，经昌福公司铜版彩印出售，立即被人抢购珍藏。1914 年巴拿马赛会还专门委托四川出品协会征集这四幅彩印，展出后，受到国际友人的重视。从二酉山房到昌福印刷公司，樊孔周对成都的印刷出版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传播西学、导入西方民主思想，弘扬反帝反封建革命理念方面功不可没。同时，“二酉”与昌福公司为古

　　老的学道街添上了一缕飘扬后世的墨香，成为成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辉煌。

　　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樊孔周为了保障群众利益，特以企业名义罢粮罢税，成为一时佳谈。辛亥革命后，樊孔周为提高

　　国民素质与水平，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晚报，并致力于报刊的改革，直至离世。

　　踏实为民、务实奉献是历史对樊孔周的最高评语，同时也是市场给予川商最中肯的评价。直至现在，川商群体中依然不乏这种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现今的双流企业家们，在以樊孔周为代表的川商务实精神引领下，把敢为天下先的果敢精神融入商界之中，形成了商界一面独特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