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 11 月 29 日，日军轰炸下的成都阴霾密布，听闻坚守在培根火柴厂的尹昌龄久病不起，教育家陶亮生和诗人林山腴前去探望。其时尹昌龄已很虚弱，面对两位友人悲叹：“我要是能再活一年，看见这 8000 多鳏寡孤独有个下落，死亦瞑目！”这是尹昌龄生前留给友人的最后一句话。

　　尹昌龄为成都“五老七贤”①之一，1922 年，接手清末留下的早已破败的慈善机构——慈惠堂。此后 20 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从接手时慈惠堂里有奄奄待毙的 300 多人孤寡老弱残疾，到日常可收留救济民众近 4000 人，慈惠堂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慈善机构。而尹昌龄一生廉直，留给社会丰厚的慈善资产，却不曾为自己的家人留下一间屋，其感人之举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①“五老七贤”：指一百年前光耀蜀中的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五老七贤”，实际归入这个行列的人数并不止于12 个人，主要人物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尹昌龄、曾鉴、吴之英、卢子鹤、文龙等。

　　辞官勇退，救济孤穷

　　尹昌龄祖上家贫，从湖南迁到四川，居郫县，到成都经商，入华阳籍。尹昌龄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四川乡试中举，后来以二甲第四十五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走入仕途。尹昌龄历任陕西白河知县、长安知县、商州知州、延安府知府、西安府知府等职，政声卓著。尹公所到之处，多有革新，在陕西因兴学、练兵、劝工、蚕桑、铁路、游学等新政，被誉为“八尹昌龄局知府”，名声大振。

　　辛亥革命后，尹昌龄回到蜀地，出任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院长、内务司司长、黔中道尹、四川政务厅厅长等职。后来，四川的政局愈加不稳定，尹昌龄干脆退出官场，辞官还乡，在家乡兴办慈善事业。

　　慈惠堂自清朝中后期建起，经历了动荡的局势，又被地方权势侵占，到尹昌龄接手时，仅剩下 100 余亩田产。慈惠堂中收留的鳏寡孤独者，过着贫寒的生活，慈惠堂也千疮百孔，无力收留更多的孤苦者。1923 年，成都的绅衿认为需要请一位社会贤达来主持慈惠堂大局，素闻尹昌龄居官之清廉，便多次邀请尹昌龄。考虑到那些鳏寡孤独者在当时的慈惠堂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庇护，尹昌龄便决心接手。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开始积极施策。

　　尹昌龄出任慈惠堂总办后，对慈惠堂进行了改革，裁撤了原先的普济堂、育婴堂、幼孩厂、济贫厂、恤嫠局等机构，所有援助

　　项目由慈惠堂统一开支，有效地杜绝了乱支取和挪用现象。经过改革，慈惠堂的账目清清楚楚，尹昌龄的做法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1938 年 11 月，成都遭到日本战机轰炸，市民被疏散到不同的地方躲避空袭，慈惠堂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安顿当时的数千名鳏寡孤独废疾者成了尹昌龄要面对的难题。将大部分人安顿到慈惠堂位于郊区的田亩和位于别处的企业中后，剩下的盲人群体让尹昌龄犯了难。盲人们虽然有吹拉弹唱的本事，可以在城市里赚到钱，但是在乡下却没有市场。

　　思来想去，尹昌龄召集了租种慈惠堂田地的佃农 400 多户，向众人叩首行礼，请求每户收留一个盲人。尹昌龄关爱弱势群体的行为感动了佃农们，加上他平日里为人忠厚，大家都同意了尹昌龄的请求，分别将盲人带回家照看。所以在成都遭遇空袭的时期，当地的盲人很少有因此去世的。

　　借贷办厂，扶贫济困

　　清末，周善培在成都推行新政，创办了惠昌火柴厂。杨森督川时，为了体恤民生，将火柴厂租给慈惠堂经营。尹昌龄接手时，火柴厂的资金仅有两万元，远远达不到开工的标准。尹昌龄拿出了自己储存多年的俸禄，又将老伴的首饰卖掉，还是不够，于是四处奔走借贷。经过努力，终于凑够了 20 万元，尹昌龄将惠昌火柴厂更名为培根火柴厂，正式投产。

　　火柴厂开办时，正值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思想广为流传之时，培根火柴厂生产的无毒火柴迅速占领市场，受到百姓的喜爱与称赞。

　　火柴厂生产两种火柴，一种供农村使用，一种供城市使用。供农村使用的火柴，商标图案是一个端着碗吃饭的小孩，意思是生产目的是育婴。另一种火柴商标图案是一把张开的折扇，尹昌龄亲自题字“厂中余利，专恤孤穷；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表达办厂宗旨。

　　火柴厂每年盈利不少，但尹昌龄不取分文，将盈利全部用来扶贫济困，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他开设了培根工厂和培根学校，创办了女婴教养所、民生工厂和幼孩工厂，用来收容社会弃儿，并教给他们职业技能，如织布、缝纫、石印、制鞋、制纸、扎花、陶瓷等。

　　虽然当时四川的政局持续动荡，局势不稳，人事屡变，但无论执政者是谁，他们都对尹昌龄尊敬有加，足见尹昌龄在当地的影响力。慈惠堂经营的果园，尹昌龄也将果子都留着，卖钱投入慈善事业，自己绝不随便摘取。去慈惠堂办公的日子，尹昌龄总是回家吃饭，绝不在堂中“搭客饭”，将饭食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尹昌龄经营慈惠堂多年，从未领取过报酬，但一切事务都由他操劳策划，一丝不苟。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慈善机构的钱来之不易，是济贫救命的，若有亏空，天理不容。”和自己的安危比起来，尹昌龄更重视慈惠堂的财产安全。抗战时期，成都挖了许多防空洞，尹昌龄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他还是在自己的住所挖了一个地下室，但不是为了让人防空，而是为了存放慈惠堂的动产、不动产、经营账册和田地房屋契据凭证。

　　尹老身殁，其德永存

　　古稀之年的尹昌龄卧病在床，弥留之际，他嘱咐老伴：“我死后，慈惠堂财产账目切勿轻为启动，待举出公正者任事之时，始办

　　移交。”1942 年 11 月 29 日，尹昌龄在成都九眼桥寓所病逝，他早年存下的微薄俸禄已经全部投入了慈惠堂，家中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只能由慈惠堂的孤寡老人为他主办。

　　社会各界听说后，为尹昌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吊唁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走卒乞丐，络绎不绝。成都十二桥殉难烈士王干青生前曾与尹昌龄在慈惠堂共事，听闻尹老去世的消息，唏嘘不已，写下一首《吊尹仲老》，述说其一生的廉直：

　　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余身二十年，存活亿万计。

　　在外地做官 30 多年回川时，尹昌龄没有一处房产；在慈惠堂理事 20 年后，他依旧没有半亩田地。难怪当时的报纸对其称颂有加：“巨万资财，尽涓滴施之于孤贫老弱，自身竟不获一地板之酹报。”身怀悲悯恻隐之心，行济世救人之善举。凭借不取任何报酬、不占任何便宜的高洁品行，“救济不如自救”的扶贫理念，尹昌龄堪称那个乱世中的“扶贫楷模”。尹昌龄的高风亮节以及他的言行风范，直到今天仍然为社会所尊崇，他的人格精神始终激励着双流子孙从中汲取智慧营养和品德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踔厉奋发、笃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