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 多年前，巴蜀地区就已经用茶作为贡品。《华阳国志•蜀志》载：“南安、武阳皆出名茶。”黄龙溪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西汉。西汉神爵三年（前59），王褒著的《僮约》提到“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往来聚市”“茶贾塞道”，简明晓畅地记述了秦汉时期成都地区人们烹茶、清洗茶具、买卖茶叶等情景。秦汉时期的武阳，经考证即为黄龙溪。黄龙溪是世界上最早的茶产地和茶市之一。

　　黄龙溪巴蜀袍哥茶⠀⠀旧时，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袍哥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那里联络、聚集和开会，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据《成都通览》记载：“袍哥即烧香结盟之会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或曰袍几哥，又曰帽顶。”袍哥有自己的堂口，对外联络的方式有茶阵、口令、隐语（江湖话）、手势、兰谱、拜帖等。茶文化在其中尤显重要，讲究的是不论地位高低，以平等和气为贵。现在茶道中的许多文化都来源于此。袍哥会的“茶碗阵”有着很大讲究，对如何摆放、如何端茶等均很重视。袍哥的茶桌上大多不放茶壶，只摆茶碗。袍哥相遇，不必动嘴，只看摆放茶碗的式样，便知来者用意。通常，袍哥来到一个陌生地方，要先拜码头（寻找同伙）。他们总是先来到茶馆，找个位置坐下，两腿平放，而不能翘着。堂倌前来倒茶，袍哥在接过茶碗时必须以右手拇指置于茶碗边上，食指置于茶碗底下，向堂倌相迎；同时，左手要做成“三把半香”的形状，直伸三指，覆于茶碗。这样，其他袍哥一看，便知道是自家人。手拿茶碗时，切忌把手掌覆盖在碗口上，这在江湖上称为“封口”，是极不礼貌的举动。按照规矩接过茶碗后，就会有当地袍哥的管事者前来，同样倒一碗茶，两个茶碗相对放置。“巴蜀袍哥”作为黄龙溪特色茶文化，秉承“千年水码头，百年袍哥茶”的“平等和气”的文化精神，体现了巴蜀文化的源远流长。

　　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早在西汉时期，黄龙溪就是一个产茶的水乡和茶叶贸易的市场。自那以后，黄龙茶闻名遐迩，远近的茶商纷纷到黄龙溪买茶，黄龙溪的茶行、茶店也沿河鳞次栉比地开设起来，盛极一时。黄龙溪是锦江水运黄金通道上重要的水路码头，自成都出发顺流至黄龙溪约40 千米，从下游彭山江口至黄龙溪约17 千米，商贾们无论自成都顺流至黄龙溪，还是从彭山江口逆行至黄龙溪，都恰巧是一天的行程，杜工部笔下“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中所说的万里船出发的第一夜就住宿在黄龙溪。

　　宋代，茶叶成为重要的交易商品。北宋时期，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置榷茶和买马司。川茶最先实行禁榷制度，当时黄龙溪隶属的彭山区出产茶叶和粮食。由官府直接向茶园户收购。而一般茶园户在产茶期间，往往需要“赴场批卖”，即搬运茶叶到官方设立的收购点交售。按照宋代乡村一级镇市绝大多数都拥有上千家或几千家人口推算，黄龙溪镇成为当时一个以大宗茶叶交易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商税收入居于中上水准的新型镇市。黄龙溪镇作为当时朝廷设立的一个征税点，在镇上常驻监官，查禁各种贩卖私茶行为。黄龙溪也由此成为成都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站。北宋熙宁七年（1074），朝廷确立茶马制度，蜀茶被视为博马茶，成都府路所属的8 个州就设立了24 个茶市，有专门设立的茶场司负责管理。川茶在宋朝与夏、辽、金、元的军事抗衡中曾发挥了极重要的战略作用，同时，茶马交易也进一步刺激了川茶生产，不仅产量大，茶市活跃，而且私人茶园中还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型经济形态。南宋“关陕尽失，无法交易”，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转移到西南。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费茶多而获马少。清雍正十三年（1735），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抗日战争中后期，茶马古道成为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