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1 ，左志强 1 ，李浩2 ，高 玉2 ，孙雪峰3 ，李国4 ，肖培源5

　　1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 610072

　　2.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青藏高原地球系统与资源环 境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 学院，南京 210023

　　4.成都市双流区文物保护管 理所，双流 610200

　　5.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位于成都 双流牧马山台地北部缓丘之上。 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82件，包括石 核、石片、断块和石器等，此外还 有大量未经加工的完整砾石。石制 品原料主要来自附近河滩砾石及牧 马山组下部砂砾石层，以石英岩为 主，附少量脉石英。石核剥片均采 用硬锤法，主要为单台面石核， 另有少量双台面石核。石片的尺寸 变异较大，少量石片具有制作手 斧等重型石器的潜力，石片台面以 石皮为主。部分石片边缘可见明显 的破损痕迹，可能为使用所致。石 器以重型类为主，其中包括手斧和 手镐等类似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器 类型。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古人类活动的时间不晚于距今8.9万年。王家堰 遗址第1地点的发现和发掘，拓展 了成都平原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 史，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成都平原 早期人类的生存策略及旧石器文化 提供了重要材料。

　　关键词：成都； 王家堰遗址； 石制品；手斧

　　1 引言

　　成都平原地区地处四川盆地 西部，紧邻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平 原东至龙泉山西麓，西至龙门山， 南抵总岗山西北坡，北东濒临川中 红层丘陵区，也是我国西南地区最 大的平原，面积约为8400km2 。整 个平原为狭窄的线性盆地，长轴方 向呈东北—西南走向展布［1,2］。平 原内地形主要分为冲积扇平原和周边台地两部分。

　　成都平原地区以前很少有旧 石器时代遗存的报道。1952年在 成都北门的羊子山台地发现了5件 形态古朴的打制石器，但由于缺 乏明确的地层信息和标本描述， 其性质尚不能确认，但为探索成 都平原旧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线 索［3 , 4］。此后半个世纪成都平原 及其周边未有新的旧石器材料发 现。202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对位于平原南部的眉山坛罐 山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 这是平原内经过科学发掘的第一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5］。

　　为全面了解成都平原地区旧 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情况，2021 年下半年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联合双流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在双流区牧马山台地进行系统的 旧石器时代遗存调查工作。本次 调查共发现了十余处石制品分布 点，王家堰遗址是这次调查中最 为重要的发现之一。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2022年5—10月，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对王家堰遗址开展 了抢救性发掘工作。本文主要对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的地层、年代 以及石制品的发现和研究情况进行报道。

　　2 地理位置、地层与年代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地处成 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青云寺社区 3组。地理坐标为103°57′34″E、 30°26′45″N，海拔462m。遗址位 于牧马山台地北部一处在建道路的护坡上（图1: b）。遗址共布设 4个探方，其中T1和T2未在遗址核 心区域，仅发现少量砾石。本文 主要介绍位于遗址核心区的T3和 T4。两个探方发掘面积约40m2， 地层堆积基本一致，且各有一处 沟状堆积，两条沟的走向大致平 行，均为东北—西南向。本文以 T3为例，对遗址所在剖面及发掘 区地层分别进行介绍。遗址所在 剖面地层描述如下：

　　1. 扰土层：土质疏松，含较多现代植物根系，厚度0.2～2m。

　　2. 棕黄—浅黄色亚黏土：含 少量黑褐色铁锰胶膜，局部含条 带状铁锰胶膜。在剖面上发现有少量石制品，厚约3.5～6m。

　　3 . 棕 黄 — 浅 黄 色 亚 黏 土 ： 局部棕红色亚黏土，发育有白色 网纹，含少量黑褐色铁锰胶膜，厚约3.5～4.5m。

　　3a.棕黄—浅黄色亚黏土： 发 育有稀疏白色网纹，含少量黑褐 色铁锰质锈斑。有少量石制品出土，厚约0.2m。

　　3b.棕黄—浅黄色亚黏土：发 育有较多白色网纹，含少量黑褐 色铁锰质锈斑，有少量石制品出土，厚约1m。

　　4 . 棕 红 色 亚 黏 土 ： 发 育 有 白色网纹，局部含条带状铁锰胶膜，厚约3～4m。T3发掘区集中 在剖面的第3层，依据地层堆积情 况，可将发掘区第3层细分为了2个亚层。在第2层之下有一处沟状堆积（G1），G1打破第3层，是T3的 主要发掘区域。G1宽1.5～2m，发掘长度约4m，沟深2.2m。

　　G1地层为浅黄色亚黏土，发 育有稀疏白色网纹，含大量铁锰 胶膜，出土较多石制品和自然砾石，且多集中于沟底。

　　根据前人所做的地质调查结 果［2］，遗址所在剖面的第四纪地 层堆积从上至下可划分为：上部 上更新世统成都黏土（Qp3cd）， 其岩性为棕黄 — 浅黄色亚黏土 层，发育有稀疏灰白色网纹， 局部含条带状铁锰质锈斑。对应 于发掘区剖面的第2—3层；下部 为下 — 中更新统牧马山组地层 （Qp1～2m），该地层具有二元 结构，上部为棕红色网纹红土， 对应于发掘区剖面的第4层，下部为砂砾石层，在遗址 区地层剖面中未出露。遗址石制 品均出土于成都黏土层。

　　3 石制品分析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共出土石 制品82件，类型包括：完整石片 11件（13.4%） 、不完整石片18件 （22%）、断块35件（52.7%）、 石核14件（17 . 1%）、石器4件 （4.9%）。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 为主，共78件（95.1%），其余4件均为脉石英。

　　3.1 石片

　　完整石片共11件，均为锤击法产品，原料以石英岩为主（n=10），仅有1件为脉石英原 料。完整石片的平均长宽厚分别 为93.4×71.5×25.3mm，平均质 量412.9g。从尺寸来看，有4件标 本可归入大石片类型（最大长或 最大宽大于100mm）。从风化磨 蚀程度来看，新鲜的有3件，轻度 的有5件，中度的有3件。石片台 面以石皮为主（n=8;72.7%）， 另有2件线状台面和1件素台面。 台面的平均宽为47.5mm，平均厚 为17.8mm。石片背面全部为石皮 的有3件，全部为片疤的有3件， 另有5件石片的背面同时保留石皮 和片疤。石片背面片疤数量最少 的仅有1个，最多的有7个，平均 3.7个。从片疤方向来看， 近端同 向剥片的有4件，斜交剥片的有1 件，正交剥片（片疤方向垂直或

　　近垂直）的有1件，另有1件难以确定片疤方向。石片的台面角介 于65°~130°。肉眼可观察到破 损痕迹（可能是使用所致）的石片有2件。

　　不完整石片中包含裂片6件， 残 片12 件。原 料 除1件 为 脉 石英 外，其余全部为石英岩（n=17）。 从风化磨蚀程度来看，新鲜的有 5件，轻度风化磨蚀的有10件，中 度风化磨蚀的有3件。裂片的平均 长宽厚为47.5×33.4×16.2mm， 平均质量29.1g；残片平均长宽厚 为56.5×40×15.8mm，平均质量48.4g。

　　2022C S WT3G1:53，石 片，石英岩原料，长宽厚分别 为215 .4×186 .7×56mm，质量 2254.8g（图3:1） 。台面为石皮， 宽厚分别为132.9mm、48.3mm， 台面角1 22 °。背面可见6个片 疤；其中最大片疤长137.2mm，宽 116.5mm。背面片疤的剥片方式为斜交剥片。

　　2022CS WT 4G2:106，石 片 ， 石英岩原料 ， 长宽厚为 155 . 8×129 . 8×51 . 9mm，质量 1085.4g（图3:2） 。石皮台面，台 面宽厚分别为56.7mm、31mm，台 面角124°。背面为砾石面，羽状 尾端。石片远端可见明显的破损疤痕。

　　2022CSWT3G1:72，石片， 石 英 岩 原 料 ， 长 宽 厚 分 别 为 98.7×91.2×35.3mm，质量242.3g （图3:3）。石皮台面，台面宽 72 . 4mm、厚26 . 5mm，台面角112°。背面有1个片疤，呈正交剥片方式，羽状尾端。石片的两 侧缘和远端均可见明显的破损痕迹。

　　3.2 石核

　　共14件，均采用硬锤法剥 片，原料全部为石英岩。石核平均长宽厚分别为131.6×100.5× 64.8mm，平均质量1144.4g。石核 上大多保留有砾石面，其中砾石 面比例处于51%～75%的有6件， 处于26%～50%的有5件，处于 76%～99%的有3件。从风化磨蚀 程度来看，新鲜的有6件，轻度 磨蚀的有3件，另外5件为中度磨蚀。石核以砾石为毛坯者有9件，以断块为毛坯者有3件，另有2件 以石片为毛坯。石核台面角的最 小值为56°,最大值为95°。石 核上保留的片疤数量，最少的仅 有1个，最多的可达11个，平均 为4个。石核台面角与石核上片 疤数量的变异范围均较大，表明 遗址中石核的剥片程度存在较大 差异。

　　从石核类型来看，主要为单 台面石核（n=7），另有双台面石 核2件。以上9件标本均以石皮为 台面进行剥片。此外，还有石片 石核2件，尝试石核（仅有1～2个片疤）3件。

　　2022CSWT3G1:43，双台面 石核，石英岩原料，长宽厚分别 为151.5×111.8×92.7mm，质量 2514.7g（图3:4） 。石皮台面，平 均台面角84°。核体可见8个片疤，其中4个为阶梯状片疤。

　　3.3 石器

　　共4件， 以重型类石器为主， 包括手斧2件，手镐1件，另有1 件为轻型刮削器。本文对手斧、 手镐的定义，与近年来研究者对 国内丹江口库区、百色盆地等地 区手斧和手镐的定义标准保持一 致，即手斧一般为远端横截面呈 平凸形或双凸形，器身加工程度 较高（不局限于远端1/ 3部位） 的一类重型石器；手镐则是远端 呈三棱状，加工主要集中在远端 尖部的一类重型石器。另外，手 斧、手镐均经历了以修整汇聚型轮廓为目的的初级修型（primaryshaping）以及以规整刃缘为目的 的次级修型（secondary shaping） 的过程［6⇓-8］。上述定义标准也与目 前国际上对于非洲阿舍利材料所 采用的定义标准相近［9,10］。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制作石器 的原料均为石英岩，其中2件保存 新鲜，1件为轻度风化磨蚀，1件 为中度风化磨蚀。从毛坯来看，2 件手斧均以砾石为毛坯直接加工 而成，手镐为断块毛坯，刮削器为石片毛坯。

　　2022CSWT4G2:107，刮削 器，石英岩原料，石片毛坯，器 身有中度风化磨蚀，长宽厚分别 为89×69.7×29.5mm，质量215.2g （图3: 5）。采用反向修理方式对 侧边进行加工，单层修疤，修疤数量8个，刃缘角56°。

　　2022CSWT3G1:22，手镐，石 英岩原料，断块毛坯，长宽厚为 200×78.3×41.9mm，质量952.3g （图3: 6）。采用单面修型方式， 修理部位集中在远端，横截面呈 三角形，两侧刃缘角分别为54° 和62°,刃缘长度分别为37mm和 61mm。修疤总数为6个，其中1个阶梯状疤。

　　2022CSWT4G2:97，手斧， 石英岩原料，砾石毛坯，长宽 厚为160×108.4×75.1mm， 质量 1559.7g（图3: 7），有轻度风化磨 蚀。器身以单面修型为主，仅在 尖部存在两面修型的片疤，远端 横截面呈双凸形，两侧刃缘角分 别为77°和73°,刃缘长度分别为71mm和80mm。修疤总数为17个，其中11个为阶梯状修疤，指 示原料节理可能对修型技术产生

　　一定影响。

　　2022CSWT3G1:34，手斧， 石英岩原料，砾石毛坯，长宽厚 为164.9×126.6×101.7mm，质量 1866.8g（图3: 8）。采用单面修 型方式，两侧刃缘角分别为75° 和40°,刃缘长度分别为82mm和 84mm。修疤总数为10个，无阶梯状修疤，远端尖部残缺。

　　3.4 断块

　　共35件，除2件为脉石英外， 其余均为石英岩原料。断块平均 长宽厚分别为74.7×51.8×31mm， 平均质量230 . 2g。断块上保留 1%～25%石皮的有12件，保留 51%～75%石皮的有11件，保留 26%～50%石皮的有8件，保留 76%～99%石皮的有2件，无石皮 的有2件。另外，从风化磨蚀程 度来看，15件为轻度风化磨蚀， 11件为中度风化磨蚀，9件为新鲜

　　标本。

　　3.5 未加工的砾石

　　共224件，其中石英岩184 件，脉石英34件，石英砂岩6件。 从磨圆度来看，圆形的有103件， 次 圆 形 的 有 64件 ， 次 棱 角 状 的 有42件，棱角状的有15件。砾石 长度最大者达299.1mm，最小者 仅有11.1mm，平均为48.4mm； 宽度最大者达235.8mm，最小者 仅有9.8mm，平均为37.3mm；厚 度最大者达192.7mm，最小者仅有4.1mm， 平均为27.3mm；质量 最大者达3096 . 6g ，最小者仅有 1.6g，平均为279.6g。未加工砾石 的尺寸变异较大，其中砾石长度 小于50mm的占63.8%（n=143）， 磨圆度较好，质量在60g 以内， 且多发现于沟底，这部分砾石应 是随水流搬运而来。其余未加工 砾石可能与古人类的搬运行为有 关，尤其是长度大于100mm的21 件砾石（石英岩18件，石英砂岩3 件），它们与遗址出土的重型石 器在岩性、尺寸上基本一致，有可能作为制作重型石器的备料。

　　4 讨论与结语

　　4.1 石制品特征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石器工 业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1）就 近取材，原料应来自附近的河滩 砾石或者牧马山组下部砂砾石 层。原料尺寸变异较大，砾径约 在10～300mm。石制品岩性以石 英岩为主，另有少量脉石英。2） 石核剥片均采用硬锤法，以单台 面石核为主。石片均为锤击法产 品，台面以石皮为主。少数石片 的尺寸很大，具备制作手斧等重 型石器的潜力。3）石器数量较 少，可分为重型和轻型两类，重 型石器中包含手斧、手镐等类似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器类型。

　　4.2 遗址年代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的石制品 均出自于牧马山台地的成都黏土层。成都黏土在成都平原地区广 泛分布，现有的年代学研究表明， 不同区域成都黏土的堆积时间并 不一致。成都平原北部地层堆积 时间相对较晚，大约在晚更新世 晚期；而南部堆积则相对较早，可 至晚更新世中期［2］ 。牧马山台地位于成都平原南部，其成都黏土 层可参考的测年结果有3个，分别 来自于双流应天寺剖面以及双流 机场剖面，年代为晚更新世中晚 期［11］。我们在王家堰遗址第1地 点 G1上部采集一个光释光年代样 品，并送至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光释光年代实验室进 行年代测定，其测年结果为距今 89±10 ka（图1: c；表2）。从遗址 地层关系来看，距今89±10 ka 可 作为王家堰遗址古人类活动时间 的下限，古人类活动开始时间尚需进一步的测年工作。

　　4.3 遗址性质及意义

　　牧马山为缓丘台地，各个 缓丘之间多发育有较大规模的冲 沟，缓丘之上则发育一些小型冲 沟。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地处牧马 山台地缓丘相对较高的位置，T3 和T4发现的两处沟状堆积可能为 缓丘之上的两处小型冲沟，石制 品多发现于冲沟及其附近区域。 冲沟内石制品经过了一定距离的 搬运，并非原地埋藏。但是，在 冲沟附近原生成都黏土地层中同 样发现石制品，表明古人类活动 地点就在冲沟周围。由于出土的 石制品数量较少，推测这一区域 可能是古人类临时活动地点。成 都平原南部的眉山坛罐山遗址也 发现与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类似的 地层埋藏现象［5］，表明受流水侵

　　蚀并造成石制品一定距离的搬运和再埋藏，是该区域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

　　从石制品特征来看，王家堰 遗址第1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与目前 成都平原其他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具 有很大的相似性。无论是眉山坛罐山遗址，还是简阳龙垭遗址，其在石制品原料的选择及石制品 类型上与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均有 较多相近之处。三个遗址出土石 制品均以磨圆度较高的砾石为主 要原料，岩性以石英岩和石英砂 岩为主；石制品尺寸均较大；石 核剥片以锤击法为主，剥片技术 较为权宜，缺乏明显的石核预制 技术；此外，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 和龙垭遗址都发现有类似阿舍利 技术风格的石器类型，如手斧和手镐。

　　长江流域含手斧遗址以往多见于中下游地区，比如湖北的丹 江口库区 ［13 ⇓⇓- 16］ 、湖南的澧水 流域和沅水流域［17,18］ 、江西的 潦河流域 ［19］ 、以及安徽的水阳 江流域 ［20⇓-22］ 。长江上游地区的 重庆仅发现少量含手斧的旧石器 遗址 ［23］ 。近年来，在川西高原 （如稻城皮洛遗址）发现了 一 些含手斧遗址［24,25］ ，表明长江 上游地区也是手斧遗址的重要分 布区。成都平原含手斧遗址的发 现，进一步拓展了手斧遗存在长 江上游的分布范围。因此，王家 堰遗址第1地点的发掘和研究，不 仅为我们深入了解成都平原地区 古人类的活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 据，也为探索手斧技术在不同地 区和环境下的出现机制以及相关 人群的环境适应策略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宝贵材料。

　　致谢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的考古 发掘工作得到了四川省、成都市 及双流区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支 持。发掘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 究员、王社江研究员，北京大学 城市环境学院夏正楷教授，四川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吕红亮教授等 莅临现场指导。高星研究员对发 掘报告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参 加发掘和整理的考古队员有周久

　　堡和左志远，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