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闻史，半部在大公。”在中国现代史中，如果说“大公报”这三个字无法被抹去的话，那么双流报人胡政之的名字就应该随着《大公报》一起，传诸后世。从主持“英记”《大公报》到创办“新记”《大公报》，从与吴鼎昌、张季鸾组成“三驾马车”驰骋报界到孤身一人独擎“大公”，胡政之的从业史，不仅与《大公报》的发展史密不可分，更真切折射出时代之变幻与国运之浮沉。

　　胡政之，他代表着一份报纸，也代表着一段历史、一个时代。

　　“二之”相会，结缘《大公报》

　　1902 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那一年，年轻的胡政之正在安庆高等学堂接触中西方的文化精粹。14 年后，风云际会，“二之”相逢——49 岁的英敛之遇见了 27 岁的胡政之，两人一见如故，胡政之即时成为《大公报》记者。从此，胡政之与《大公报》结下了一生的羁绊。

　　此后的 4 年中，胡政之不仅采写了大量的新闻，还大胆地对报纸的内容和形式提出全方位的改革意见。正因其卓越的新闻才华，胡政之很快便被英敛之聘为《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这段时间，对于张勋复辟、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国内外大事，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报》都进行了及时详尽的报道。他还顺应时代潮流，增设传播新思想的教育、文化、经济等专栏。很快，《大公报》重新赢回了创办时的声誉。

　　凡尔赛宫“中国视角”

　　1919 年 6 月 28 日，巴黎凡尔赛宫，《凡尔赛和约》签约仪式现场，中国代表团的位置空无一人。胡政之作为现场唯一的中国记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写下了通讯《1919 年 6 月 28 日与中国》。巴黎和会期间，胡政之共向国内《大公报》发回专电 14 篇、通讯 4 篇。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员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新闻，胡政之也被誉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他见证了协约国代表和德国代表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和平条约的历史性时刻，因而《大公报》所刊载的有关报道在当时同类文章里更具有贴近性和亲切感，并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这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填补了“中国视角”的空白，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唤醒了中国的民族意识，成为国内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巴黎和会结束后，胡政之连续访问了英、法、意大利等国，撰写发表旅游通讯，名噪一时。

　　1920 年胡政之回国时，

　　《大公报》已奄奄一息，他没有回到天津，而是在北京与林白水合办了《新社会日报》，后又主持了国闻通讯社，创办了《国闻周报》。胡政之独立支撑着国闻社和周报这两个新闻机构，并开设广告部寻求经济独立，这为日后《大公报》的新局面埋下了伏笔。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

　　1926 年，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出资 5 万元，邀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股份公司接办《大公报》。张季鸾和胡政之此后成为《大公报》鼎盛时期的灵魂人物，携手创造了中国报业的一个高峰。后来，吴鼎昌退出，张季鸾病逝，拉动《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只剩下胡政之一人，但他仍以高超的经营才能、遒劲的文思笔力，不断提升《大公报》的新闻报道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前后共达 27 年之久，在残酷的经营环境下使《大公报》保持了报纸的本色和巨大的影响力。

　　数十年间，胡政之鞠躬尽瘁，“从未旁骛”，抵制住了各种高官厚禄的诱惑，牺牲了个人的享受。“三驾马车”均在时，他每天上午处理广告、发行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布置记者采访，晚上则与吴鼎昌、张季鸾碰面，纵论时事，交流观点。在这些例行事务的间隙，胡政之甚至会亲自动笔撰写社评，同人说他“犹如一机器人，自早至晚工作 13 个小时，全身心投入报馆事业中”。

　　1926年接办到1936年移师上海，《大公报》由一家濒于倒闭的地方报，发展成全国性大报，胡政之的身先士卒、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公报》在上海的报馆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据胡政之的孙女胡玫说：“祖父当时审时度势。决定请张季鸾先生先行一步，去相对安全的长沙开辟新的舆论场，而他自己则选择在动荡中坚守到最后一刻。”胡玫还说，当时，《大公报》因为始终秉承客观真实的报道理念，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父亲跟我讲，有一次，日本人直接闯进报社要逮捕祖父，当时祖父却表现得非常平和。事后才知道，当时祖父已经暗暗在衣兜里藏下了硬币，做好了吞币自杀的准备，危急关头，宁肯一死，也决不投降”。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41 年 2 月 15 日，《大公报》桂林版创刊时，胡政之在《敬告读者》中指出：“本报虽系营业性质，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人虽以新闻为业，但绝不仅仅为‘谋生’。”正是这种精神使《大公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继续成长，成为中国新闻界最夺目的一面旗帜。

　　 “并世无两”的报业巨擘

　　1945 年，《大公报》如日中天，处于鼎盛时期。也是在这一年，胡政之与《大公报》参与了另一件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

　　4 月 25 日，旧金山会议召开，包括发起国之一中国在内的 50 个国家的 280 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商讨和制定《联合国宪章》，创立联合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 10 人组成，其中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当时的驻英 1945 年，《大公报》上对旧金山会议的社评大使顾维钧、前驻美大使胡适、抗战期间带领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华西坝复课的校长吴贻芳等。而《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是代表团中唯一的报人。

　　6 月 26 日中午 12 时整，《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大礼堂举行。当天的《大公报》特别刊发了一条通讯消息，指明此次签字典礼“距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和约签字之二十六周年仅两日”。对于这两个日期，最为敏感的恐怕当属顾维钧与胡政之。

　　26 年前的 6 月 28 日，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拒签和约，这一天被视为最悲惨的一天，但也是这一

　　天，是中国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成为中国外交逐渐走向胜利的起点。当时唯一在场的中国记者胡政之，见证并记录了这

　　一屈辱而又不屈的一幕。而此时，二战胜利在望，中国已成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世易时移，风雨沧桑，不能不让顾维钧、胡政之二人百感交集。

　　在顾维钧、董必武等代表签字之后，胡政之坐到台前，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签下了那个曾经署名发表过无数名篇、签发过无数《大公报》版面的名字——胡霖。用笔见证中国历史变革的新闻人，同时在历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9 年巴黎和会和 1945 年联合国成立大会上这两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得后来中国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评价这位中国报业巨擘时说：“胡政之有着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

　　”1948 年 4 月的一夜，刚刚在香港主持了《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工作不久的胡政之由于长期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只得回到上海养病，无奈地暂时告别了心爱的报纸。不料，这次暂别成了永别。缠绵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他离世第二天，《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他 1943 年写的纪念张季鸾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这篇文章竟也成了对他自己的纪念。